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，眼看苏区一夭天缩小，敌人一步步逼近，形势越来越坏。一九三四年春，李德就曾同博古说，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。不过那时根本就没有打算走那么远，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，只准备到湘鄂西去，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。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，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。第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，建立新的兵团。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，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，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，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。为了扩大红军，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，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，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。苏区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又为错误路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的物资堆备。当时苏区有个小兵工厂，能自己制造子弹和手榴弹，在试验新造出的手榴弹时，李德曾经和我一起去看过试验，好的手榴弹炸得很碎，杀伤力大，有的一崩两半，就没有威力了。后来转移时这些兵工厂的机器，还有印刷厂，甚至印钞票的机器都堆备带走，只有军粮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没法带，别的东西都想带走。为了拆搬这么多东西，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。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。当年六七月间，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，同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会合，组成北上抗日先遗队。八月，又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原根据地，转移到湘鄂西，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。这两处红军的行动，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大转移的。

　　大转移—也就是长征开始时，主力红军有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五个军团，还有个三十四师。为了转移，又成立了军委和中央机关纵队，代号为“红星”纵队和“红章”纵队，由、罗迈和邓发等分别担任了司令员、政委等职。董老、徐老等老都编入了中央纵队随军一起行动。整个部队共约入万多人，号称十万大军。

　　这次战略大转移，对于当时的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，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。但是对于各级干部，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，确实是没有准备的。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，不仅根本就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，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，相反作了严格保密。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、陈毅等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。有的为“左”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，则被他们乘机甩掉，留在苏区打游击。如瞿秋白，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，也被留下，结果使他不幸被俘牺牲，何叔衡、贺昌、刘伯坚等也是因此而牺牲的。事实上，象董老、徐老等年老体弱的，由于跟随主力红军行动，都被保存了下来，安全到达了陕北最初他们连也不打算带走，当时已将他排斥出核心，被弄到粤都去搞调查研究。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，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，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，结果就难以预料了，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。

　　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，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，开始长征了。出发的日期我的印象是十月十日，正是“双十节”。那时我们和警卫员等养了几只小鸭子，它们天天钻在“独立房子”周围的水稻田里，吃的是青蛙，长得特别快。出发的前几天，我们就赶紧吃鸭子，总部出动的那一天，还吃了最后的一只。在此同时，驻扎在江西零都和福建长汀、宁化等地的红军部队，也先后分别出动。所以这一些地方和瑞金一样，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，长征开始的时间，则应从军委总部出发的日子算起。

　　出发以后，李德等人指挥部队采取“甬道式”搬家方式，一、三军团为左右前锋，八、九军团从两翼掩护，五军团为后卫压阵，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，还有各种“坛坛罐罐”，仅挑子就有三千多副。真是负担笨重，行动迟缓，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，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，象叫化子打狗似的，边打边走。这样好容易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，部队处处挨打，损伤惨重。大的笨重东西都没有很好的方法带了，为了行军和作战便利，只好把千辛万苦从苏区搬来的机器等笨重东西往山沟里扔。渡湘江时，连电台的发电机、蓄电池和X光机、印刷机和几门小山炮等等，都忍痛埋掉了。有的运输员来的时候思想上就是不大通的，这时就把东西一扔自动跑回家去了。加上战斗减员，部队很快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。过湘江以后只剩了三万多人。

　　当时李德已经没办法全面指挥，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，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。

　　那段时期，只听到从各个纵队来的报告，说部队不断减员，特别是中央纵队不断来报告说，人都散了，机器都丢了。李德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惊慌失措，一筹莫展，他那副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的狼狈相，至今我还历历在目。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，反而迁怒于人。当时有两个部队，一个是周昆当军团长的八军团，一个是周子昆当师长的三十四师，由于部队中大多是新编入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，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，在连续的行军苦战中，整个部队几乎全被打散拖垮了。到遵义以前，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时，李德还掌着权，他把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找来，将他痛骂了一顿，训斥他带的什么兵，把部队给带垮了，把老婆倒带着。真实的情况是周子昆的爱人曾玉，红军长征时本来让她留在苏区，她不愿留下，自己拼着命跟部队走，丈夫又顾不了她，吃了许多苦。可是李德却为此大训她的丈夫周子昆，还命令警卫雌马上把他绑起来，送军事法庭审判。可是警卫班的就是不肯动手，李德大为恼火。当时博古和正好在场。博古对此默不作声，还是出来解了围，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，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。

　　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，得到情报说，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就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，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。面对这一情况，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，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，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，部队应该改变战略方向，立即转而向西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，一定不能再往北去。如果再往北，就有全军覆灭之灾。中央迫于形势，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，毛主席的意见被通过了。于是部队就改向贵州进军，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。从这时开始，突破乌江，攻下遵义，战局出现了转机，红军恢复了活力，这已经是毛主席的思想在起作用了，具体指挥的则是周恩来。

　　这是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以前的情况。这个期间，我们每日接触李德，不断领教他专横粗暴的作风，心情很不愉快。有一次我对中央组织部长罗迈(李)说:“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，我完全是凭着党性，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。”事实也是如此，他经常训斥甚至辱骂干部，很不讲理。上至我们的总司令朱德下到我们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，他基本上没有一个瞧得起的。有一回他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，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，白在苏联学习了儿年，话很难听。我为了给双方打圆场，故意不给他照原话翻译，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。可是自己懂俄语，事后他对我说:“你真是个老好人啊，他骂我的话都没有翻译。”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。有利于团结的话我照样翻译，凡是李德骂人的话，我就不给他照原话全翻出来，何必让这些多受他的气呢!